回到胡塞尔:第三持存所激活的深层意识支配——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胡塞尔所揭示的时间客体在经过电子计算机(数字化第三持存)的通道,建构了比康德先天观念综合更重要、更基础的数字化社会先验综合,这种对人的最内在的支配和座架是从看不见的电影-电视式的意识构架开始的,欲望的制造与消费的牧领,政治意图和文化解构都会悄悄地发生于这种根本看不见的无意识的"完全接受"之中。     

重识社会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舒尔茨《生产运动》解读

在马克思思想发生史上,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具有重要地位。在这本国家统计学著作中,舒尔茨不仅从物质生产的现实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完整地使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概念,为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启发。同时,舒尔茨的生产理论仍然是以隐性的唯心主义为根基的社会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本质差异。     

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

"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走向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面貌,使之进入一种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安德森努力将普兰查斯的生产方式"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相结合,建构了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成员在继承德国资本逻辑学派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资本-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后期普兰查斯以不在场的方式深度介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成为一位非英国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在回应福柯批评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权力批判理论。     

历史中的沉默与权力真理——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福柯的新历史研究方法被他指认为考古学,其新颖之处在于,这种研究反对理性主义的目的论和总体性的连续历史描述,而转向断裂性地关注边缘和黑暗处的异类生存。同时,福柯试图在微观层面捕捉权力在日常生存细节中的关系布展,在他看来,通常被人们非反思拥戴的认知真理恰恰是这种新型权力统治的隐性支撑点。真理、权力和个人品行,作为主体的构形,是福柯一生思考的主题。     

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结合资本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对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英国侵略与亚洲社会的关系,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辩证分析。那种指责马克思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鼓吹者、英国侵略的辩护者和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到了晚年时期,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出发,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路径,改变了前期的一些看法。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仍然认为,落后国家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或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苏联道路的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然而,由于苏东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苏东道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道路不仅证明了社会形态跨越论的科学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而且也超越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可能方案,实现了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和落后国家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资产阶级现代性:被重构的接受方式中的“我们”——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斯蒂格勒认为,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精神重构,主要体现在对那个统一的大写的我们的改写,大写的我们即是使每个"我"获得自我认同的历史归属,也将投射出未来行进的方向。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媒体永远在制造新闻和耸人听闻的事件,无处不在的爆炸性事件同时轰炸每一个意识个体,在这种由数字化编程和传媒产生出来的同质化的大写的我们中,个体恰恰丧失了西蒙栋所讲的个性化的所有存在感。     

“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物理、数字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与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相关探讨主要从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两个层次展开。在技术革命层次上,分别以"工业4.0"和"物联网"为着眼点,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赛博-物理系统"的采用将导致就业中新的"分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物联网"和新兴高科技企业的出现,将在推动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新的知识-信息"平台"垄断的风险;"生产性消费"逐渐成为现实,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新经济模式更直接服务于资本循环和积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中央重要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将在中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实现中得到证明。     

《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体现,它在哲学范式、批判主题以及历史认识论等问题上,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全面变革,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首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物,而是一种看不见的、非实体性的抽象关系,开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主客二分的新框架,实现了从传统实体主义到关系范式的重要转变。其次,《资本论》揭示了近代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阐明了它们和资本之间的内在同谋关系,进而将前期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上升到对资本本身的批判,实现了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融合,彻底颠覆和终结了一切形而上学。再次,《资本论》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历史本质论和历史现象论,完成了对后者的全面超越和扬弃。     

上手存在的实践世界——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二卷解读

广松涉的实践世界有两个重要参照:一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中的使用价值,二是海德格尔的上手功用关联,他由此发展出以用在性存在为基础的实践世界的存在结构理论。这个实践的世界并非是与认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它就是认知的世界背后现实中的真相。认知显相的背后那个物象化假想其实是有用物态的呈现,而意义所识的主观构境支点是与主体存在相关的价值性关系。并且,我们在认识论中遭遇的能知—能识的主体,在实践世界中则会是"能为的个体"和"作为角色的主体"的二重性关系主体。